不同年代，茶的功能也不相同，唐人飲茶談藝術，宋人飲茶重意境，元代飲茶粗獷豪邁，明清講求修身養性。自古“琴、棋、書、畫、詩、酒、茶”則是文人雅士的七件雅事，俗事文化和雅事文化都包含“茶”，由此可見在這雅、俗兩個文化層面，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 

“茶文化”泛指與茶相關的文化，包括茶產業、飲茶、品茗、器用、茶事等，其層面除了人文歷史哲學，甚至涵蓋政治、經濟等。以茶文化和政治的關系來說，自中唐以來，歷代茶政與飲茶方式都有相關記載與論述。就經濟的層面來說，唐代時期社會安定、經濟發達，因茶風鼎盛，茶的大量生產、促使貿易消費發展迅速。就文學而言，歷代文人對茶推崇備至，以茶做為題材，留給后世人許多有關詩、詞、書、畫、歌、賦、曲等佳作。從自然現象來看，歷代茶文化隨著制茶工藝的不同而有所改變，如茶樹品種、栽培、制作、加工等。從歷史層面而言，自茶的源起，不論茶葉加工、飲茶方式，以及歷代茶事記載，均有長足演變。就茶文化與宗教思想層面來說，儒家的追求的中庸之道，道家的反璞歸真、清靜無為，主張茶禪一味的佛家，都能與茶文化思想產生共鳴。文化乃人文化成之意，“茶文化”廣義的說法：也即是通過茶事而與人類生活經驗相關并化成的人文歷史累積。狹義的解釋則專指與品茗相關的文人生活體驗、儀禮及其審美情趣。如茶藝、茶道、茶禮等。

下面按照朝代來分述各朝代的茶文化特點。 

 1、唐代  唐代是分水嶺，皇帝經常賜茶或茶藥給大臣，特別是對于請假入覲的官員，以及返鄉省親的大臣，賜給茶藥更成形制。有時候也以茶犒賞勞軍隊，將茶分給將士，以是體恤慰勞之意，為的是茶可以消去戎甲的濕暑之氣。唐人也常借著致贈茶、藥表示獎勵、感謝、慰問、虔敬的心意。 

唐代煮茶與煎茶，是其主要品飲方式。使用茶器多以瓷器為主，有所謂南青北白瓷，“青則茶色綠，白則茶色丹”。唐代飲茶講究色彩調和，其審美要求，對后來茶道文化具有一定的影響。

1987年在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一批供奉唐僖宗的金銀茶器，對唐代飲茶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印證。也呼應陸羽《茶經—四之器》中的二十四種茶具，連晚唐宮廷的飲茶器具幾乎都遵照《茶經》的形制和要求。當時出土的唐代皇室文物茶具完備，大多是鑲嵌珍貴的銀器，據聞是西安銀匠的作品，還有青瓷器具和越州窯特有的秘色瓷，其中的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，色澤沉穩、質樸大方，是陸羽視為上品的青瓷茶碗。也證實了陸羽《茶經》中“類玉”、“類銀”的比擬，這可能是唐代茶器常見的質材。秘色瓷的“千峰翠色”屬青瓷體系。法門寺茶器系屬唐僖宗所供納，彩金銀色搭配吉祥圖案，制作用料與器型設計，最能反映唐代晚期工藝水平，唐代的餅茶有方形和圓形，煮飲時，先將餅茶炙烤，待其晾涼后，以茶盞研碾成末，因此茶碾也成為茶器中不可或缺的器用。唐代皇室多嶄現貴氣的鎏金茶器，廖寶秀在故宮茶話一書提到:“法門寺出土地茶碾及其他鎏金茶具，均為皇室進奉之物，制作精巧，紋飾線條流暢，反映了唐代工中金銀器作坊‘文思院’高超的工藝技巧，盡管陸羽在《茶經》中主張茶碾以橘木制作者為佳，其次是用梨、桑、桐、柘木為之，然而唐代皇室、貴族、文人卻喜愛用金銀或玉等制品。”可見當時唐代皇室飲茶多用金屬器及稀少的秘色瓷、琉璃茶具，一般常民百姓則使用陶瓷茶碗居多。 

 
唐代承襲漢代以降東進南北朝的飲茶文化，陸羽《茶經》的揭橥了唐代飲茶方式，也對茶學、茶事各方面深入探索與宣導，自此，為茶藝類茶道及風雅類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礎，加上在中國儒釋道思想的文化影響下，中國茶道文化在唐代形成，唐代時期飲茶行為，顯然已從物質需求提升到藝術文化領域。

2、宋代的茶文化  宋代，茶葉在社會生活和經濟、文化中日趨重要，茶葉產地逐漸擴大，由于宋遼互市，以茶換取糧貨，也使宋代茶葉貿易有了發展。飲茶風尚更是盛行，茶葉已是老少咸宜的嗜好品了。宋代經濟繁榮，宋代百姓的茶文化可說是在茶肆中孕育而成的。有“客至則啜茶，客去則啜湯”的習俗，客人上門時奉上一碗茶，離去時要送上一盞湯，所以如要遣走客人，便可送上湯明示，客人想離去時亦可索湯暗示。 

宋代飲茶以團茶、片茶（末茶）為主，《宋史?食貨志》記載：片茶蒸造，實卷，模中串之，惟建茶則既蒸而研，編竹為格，焙室中最為精潔。他處不能造。茶主要產地多以以東南、四川為主。御用茶、龍鳳團茶以福建建安所產的最佳。此時期飲茶風氣盛行于宮廷中，宋仁宗、宋神宗、宋徽宗皆是喜愛飲茶。宋徽宗先將茶蒸焙再研磨，將碾成粉狀的茶末與沸水混和，再用竹帚回環攪拌成，調成沫餑豐富的茶湯，以提升茶的風味。日本人將此作法融入茶道，這個使用的竹帚稱為茶筅，也即現今抹茶道使用的工具。所謂上有所好，下有所從，宋代飲茶時尚一時蔚然成風，宋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間，皇帝曾經下詔北苑官焙，制造精品貢茶。宋徽宗對飲茶藝術有其獨到見解，著有生產、制茶的《大觀茶論》、對于烹制和品質各方面都有較詳盡的論述，從而推動了茶宴之風行，使飲茶風俗更加迅速普及于常民。 

宋代文人雅士流行“分茶”游戲，詩人李清照便是個中高手，所謂“分茶”又稱“茶百戲”、“水丹青”或“戲湯”，具體操作的方式是；煮茶時，待茶湯上浮細末如乳，就用箸或匙攪動，使茶湯波紋變幻出各種各樣的形狀。宋代茶文化的發展延續了唐代美學，并付諸實踐。 

宋代文人對茶的自然屬性即有深入的體認，北宋文學家吳淑在《茶賦》中便提到：“夫其滌煩療渴，換骨輕身，茶荈之利，其功若神。”足見宋人對飲茶的環境很講究, 要求有樓臺、謐室、明窗、曲江、松風竹月等。飲茶人也各有追求，清談把卷之時，品茗賞飲，與茶品相融相得。飲酒要有酒伴, 品茗亦須茶伴, 酒逢知已，茶遇同趣，若有佳茗而共飲非其人，若是其人而未識真趣，也是掃興。可見宋人強調品茗不僅注重環境，而且也慎選茶客。歐陽修在《嘗新茶呈圣俞》中，也對品茶做了審美描述，他說：“泉甘器潔天色好，坐中揀擇客亦嘉。新香嫩色如始造，不似來遠從天涯，停匙側盞是試水路，拭目向空看乳花。”品茶須要“茶新”、“水甘”、“器潔”、“天朗”、“客嘉”五美，這是講究品茗意境的最佳組合。 

宋代品茶還有“三不點”法則，對品茶環境有更具體的要求，也就是“泉水不甘不點茶”，“茶具不潔不點茶”，“客人不雅不點茶”。顯然宋人點茶已相當講究。宋代茶飲是以餅茶為主，“末茶點沖法”為飲用方式，需先將餅茶碾磨成末，再用“羅”篩過，呈細茶粉，茶粉放入茶盞中，以湯瓶點注沸水，并用茶筅（帚）將茶粉與沸水快速攪勻，湯成而后啜飲。
 

3、元代  元代可說是宋到明的過渡時期，因開放西北方茶市，飲茶風氣逐漸遍及邊疆少數民族，對茶文化影響最大的是將“茶”推廣到四大汗國領域，北達俄國，西抵波斯帝國及地中海以東的國家。新疆、西藏、蒙古等游牧民族，對茶也有相當的喜好程度，因飲食習慣喜食肉類，而“茶”有助消食，故將茶視為不可或缺的飲料。元代散曲中的茶禮、茶俗描寫，多是沿襲唐宋茶文化而來，元代王禎《農書》云：“夫茶，靈草也。種之則利博，飲之則神清，上而王公貴人之所尚，下而小夫賤隸之所不可闕。誠生民日用之所資，國家課利之一助也。”

元代茶的生產基本上是沿襲宋制，茶葉加工方法有所改革，茶葉由緊壓團茶改為條形散茶。散茶的制作方法有蒸青、炒青方式，都是唐代就有的工藝，大多是民間日常飲用。這應與元代統治者階級的粗獷豪邁性格，使茶從唐宋時期講究華麗雅致中，回歸自然簡樸原始，對中國飲茶風俗與習慣有了不同的思維，在茶文化的發展上可說是一個轉折的階段，一種通俗飲茶方式的發展。飲茶方式和文化也隨之出現新氣象，直接將散茶投入盞中沖泡飲用，這種沖泡方式不但制作工序簡易，更能保留茶葉本質不被破壞，保留其清香味，這是中國飲茶史上的一大創舉，但此時尚未普及。 

元代外族統治中國不足百年，此時期飲茶，主要是因飲食習慣喜食肉、奶制品茶用來調節生理需求，文化精神層面較少，游牧民族粗曠豪放性格，對于繁瑣的茶道不感興趣，故無產生茶學專書，雖無茶事專書，但在散曲里常提到茶具，皆表現出與元代茶文化相結合的氣息，從許多元曲中可看到有關茶文化十分豐富的內容，主要多是體現游牧民族奔放自由的文化氣息。對于不熱衷仕途或無緣為官宦的文人雅士來說，茶不僅帶給人們生理上的享受，更是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。元代可說是中國飲茶風俗發展的重要時期，不僅改變國人的飲食結構，讓蒙古統治者的物質生活更加豐富，對社會經濟來說，有了新產業，對漢人的精神生活來說，文學、藝術、宗教、禮俗，也都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。 

4、明清代  明代歷經唐、宋、元的孕育，在藝術與形式已到達高水平。明清文人注重怡情養性，以閑賞安樂為主，悅心養性、好古敏求、茶人對品茗意境審美涵養，較之唐宋更為講究，有所謂“獨啜曰幽，二客曰勝，三四曰趣，五六曰泛，七八曰施。”意思是說獨自品茶可以體會茶的神韻，二人對飲可進入茶的優美情境，三四人品茶可領會。

飲茶的樂趣，五六人飲茶，情趣便大打折扣，泛泛而罷了，七八個人只能算是一起喝茶，算是施舍茶水罷了，對講求情趣的明代人而言，品茶是不宜多人的，人多必然喧鬧，品茶的雅趣也會消失殆盡。唐代盧仝《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》中云：“柴門反關無俗客，紗帽籠頭自煎吃。碧云引風吹不斷，白花浮光凝碗面。”文中刻畫出文人的“獨品得神”高遠境界。在狹小的破柴屋中，盡管貧苦仍能保有高尚情懷。人們喜歡喝茶，重視的是追求精神感官的享受，藉以陶冶性情，這種文化的傳承，至今更多人把飲茶當作一種修養生息的生活方式。 

明、清時期的茶文化，因受到制茶方式的改變，品茗的儀式及茶器具形制需求相對有所變動，除了延續唐宋點茶、斗茶的趣味性之外，更強調茶葉的本質、茶的原始香氣，追求的是茶飲的清明之氣，相對于茶道精神，在品茗樂趣中，更為提升人格涵養。明代紫砂茶具因飲茶方式采瀹泡法后，更加受到嗜茶者喜愛，帶動茶具的推陳出新，其形制和素材，為迎合當時社會所追求的色澤淡雅、樸拙、自然、溫潤、雅致的優美小品之需要，紫砂壺藝術成為時代的產物。時代的審美情趣影響其造型及紋飾，紫砂壺的發展和演變，由粗趨簡、由簡趨繁，進而追求反璞歸真，可見明代茶飲豐碩的文化寫照。因小壺漸呈瀹泡方式，有別于唐宋的盞碗，因而發展出更多不同風潮的茶飲形式、美學。明陳洪綬《隱居十六觀之十二譜泉》圖中隱士手執白瓷高足杯品茗，旁備煮水單柄壺及三足茶爐，以大型宜興茶壺沖泡品茗，正印證明代人所謂一人品茶得神的意境，茶人、茶事、茶客形成茶道關系，自酌品茗時，主人自己也是茶客，語默動靜之際，與自己內心對話，進行人與茶的清明開展。莊子曾說:“獨與天地精神往來”，一個人孤獨的與天地精神對話，李白在《月下獨白》也說：“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；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”由此可見明人是懂得獨酌品茗情趣的。 

以茶入畫是明代文人在茶文化藝術中的一大特色，尤其以吳門四家是明代茶畫中最具代表性，畫作多以茶事活動為題材，追求品茗意境，文人雅士在茶畫中留下了珍貴的茶事活動。明代羅凜在《茶解?煮茶》中如此寫道：“山堂夜坐，汲泉煮茗。至水火相戰，聽松濤傾瀉入杯，云光灩瀲，此時幽趣，未易與俗人言。”夜坐、煮茗、聽濤、云光瀲滟，更道出了明代文人清新脫俗，閑來一杯茶的悠然雅趣。 

明代的禮俗文化中，“茶”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，茶性不可移和種茶必下籽引出了“茶禮”，許多少數民族或漢族，有“以茶為聘”的禮俗，婚喪喜慶都也都少不了茶，古人認為茶樹不可移植，所以結婚以茶為禮，寓意堅貞，稱之“下茶”。明許次紓《茶疏》曰：茶不移本，植必子生，古人結婚，必以茶為禮，取其不移植子之意也。今人猶其名禮曰下茶。南中夷人訂親，必不可無，但有多寡，禮失而求諸野，今求之夷矣。茶樹只能以種子栽種，無法嫁接移栽，一旦移植就會枯死，婚姻是要求忠貞不渝以及婚后多子多孫，符合中國傳統道德思想，取其不移置子之意，明代郎英在《七修類稿》中寫道：重茶下子，不可移植，移植則不復生也，故女子受聘謂之吃茶。又聘以茶為禮者，見其“從一”之義。 

明代皇室更以焚茶來祭祀祖先，民間香案上，也有供俸茶壺的習俗。明代朱元璋時期便有茶專門祭祀的記載，明徐獻忠《吳興掌故集》中記載：我朝太祖皇帝喜顧渚茶，今訂制，歲貢止三十二斤，清明年（前）二日，縣官親詣采造，進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。明代遷都北京后，宜興和長興每年都要向北京進貢茶葉，于清明前兩天，需進貢二、三十斤茶葉至南京，在清明節當天供奉先殿祭祀時焚化。 

明代中期，瓷茶壺與紫砂壺崛起，茶杯的色澤不再是茶人唯一取向，更轉向茶壺的追求。入清以后，陶瓷茶具在康熙、雍正、和乾隆三朝備受愛好，而有了輝煌的發展年代，所謂“景瓷宜陶”，就是說當時景德鎮的瓷器與江蘇宜興的紫砂陶器為最佳茶器具，完全改變過去以金銀茶具為貴的觀點。江蘇宜興一代用五色陶土燒制紫砂茶具，更創新加入斗彩、印花、雕花等元素融入茶器中。清人鄭燮親自在一把紫砂提梁壺上題道：嘴尖肚大耳偏高，才免饑寒便自豪，量小不堪容大物，兩三吋水起波濤。 當時許多文人雅士莫不以詩句來詠茶器。清代，飲茶風氣盛況空前，送禮、交際、慶典、養生都離不開茶，茶在人們生活早已占有重要地位。晚清時期，茶葉所扮演的角色，不僅是行走世界的通行證，更是全球化貿易最貫徹的物質。茶運與國運更有著相當密切的關連性，當時中國可說是借由茶葉貿易興盛而起的。此時中國茶飲不但遍及歐洲，更傳到美洲新大陸。清代政治因處于封建末期，茶飲習俗具有傳承文化發揚歷史的特質，更兼具時代性。清代茶文化發展最具代表性的，是其茶葉沖泡方式的藝術性和茶具的獨特性，由于品飲方式不斷創新，新穎的茶具也陸續涌現，加上茶館林立作為平民活動的場所，飲茶風氣也從貴族和文人普及到常民，品茶擺脫了貴族氣息與書卷氣，真正踏入常民文化之中。

從歷史的演變，可看出各年代有著不同的飲茶文化與審美追求，唐代受陸羽《茶經》影響，品茶談的是精行儉德，追求的是崇高與樸拙的美學，茶事嶄現超然脫俗。宋代斗茶風氣盛行，斗茶、行茶令、茶百戲方式多元，千姿百態，有著名目繁多不同特色的茶風，品茶講究技藝。明代散茶的飲用，茶器多元，文人多追求意趣，超然物外。清代茶館風氣大盛，以市民為主的消費形態逐漸成為風氣，茶藝發展更加多元也更崇實。

中國傳統文化對茶飲的滲透，涉及茶文化的各個領域，加上哲學思想和美學思想的融會，讓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，九流十家，百家爭鳴，釋道儒三家并存，深刻地牽動中國歷史進程，也影響茶文化的發展。

天道酬勤誠為本
德行天下執為真
作為茶德文化推廣者，天德茶業將與各位茶友一起努力，讓中國茶文化成為世界文化！

備注：本文特別感謝知乎的孫志超先生。